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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外冒险性游戏的价值分析和实践思考

  如何平衡户外游戏的发展红利与安全管控,是当前户外游戏研究和实践必须面对的一大研究课题。笔者曾从安全、风险的概念及其与儿童发展的关系角度对这一问题作过探讨。

  在此基础上,笔者拟对在促进发展与风险管理上矛盾颇为突出的游戏——户外冒险性游戏进行全面深入的价值分析和实践思考,以期为幼儿园户外游戏活动的组织与风险管理提供参考。

  冒险性游戏(risky play)通常指含有一定风险因素,同时又令人愉悦兴奋的游戏。挪威研究者Sandseter曾梳理出一个包含六个大类、十八个亚类的冒险性游戏体系,并具体分析了每一类游戏的环境特征(环境要素)和个体特征(指个体是如何开展游戏的)。〔2-4〕详见下表。这一分析系统是迄今为止有关冒险性游戏最为精细的分类,在国际学界相关研究中被广泛引用。

  鉴于冒险性游戏多发生在户外,因此,在相关研究文献中,“冒险性游戏”基本等同于“户外冒险性游戏”。如何看待户外冒险性游戏的核心特质,直接决定了人们会在政策、观念、实践层面如何看待户外冒险性游戏。

  在日常话语中,风险更多地被视为一个消极概念。加之人们对儿童安全问题的日益关注,许多教师和儿童家长逐渐滋生出一种极端的“风险厌恶”倾向,进而表现为对儿童开展户外活动不断增加种种限制,对于带有一定风险的户外冒险性游戏更是避之不及。

  这种意识和行为虽然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儿童遭遇危险和伤害的概率,但同时也带来了一些儿童健康和行为方面的问题,比如肥胖儿童的日益增加等,更为严重的不良后果则是儿童失去了借助户外冒险性游戏能得到的有益发展机会。

  有研究表明,户外冒险性游戏对于儿童发展具有不可忽视的价值。Tovey在综合诸多研究结果的基础上,罗列了户外冒险性游戏的诸多发展价值,包括能提高儿童风险评估和管理的能力,可为儿童提供尝试新想法、新做法的机会,可丰富和拓展儿童的经验,可促进儿童空间、身体等知觉能力的发展,等等。〔6〕

  Ball、Little和Wyver等人则认为,户外冒险性游戏可以为儿童提供挑战局限、探索边界、尝试新事物、试验新想法、了解风险等的机会。〔7,8〕整体来看,户外冒险性游戏对儿童发展的好处和可能带来的伤害是共存的。

  或许就像Sandseter在定义户外冒险性游戏时所说的那样,户外冒险性游戏既是愉悦的、令人兴奋的,又具有不确定性和可能导致受伤的风险,〔9〕这两者经常处于一种矛盾状态,进而导致人们在对待户外冒险性游戏问题上的左右为难。

  加拿大、挪威的众多研究者曾合作梳理了涉及不同学科的相关研究文献,以分析户外冒险性游戏和儿童健康、发展以及伤害之间的关系。〔10〕结果表明,总体来看,增加户外冒险性游戏比避免户外冒险性游戏会带来更多的好处。

  对3~12岁的儿童而言,户外冒险性游戏对其健康和行为总体上具有积极影响。研究者没有发现儿童在高处玩耍与骨折频率和严重程度之间有显著相关,参与追逐打闹游戏也没有增加儿童的攻击性,而参与户外冒险性游戏与久坐等行为有显著负相关。可见,户外冒险性游戏对儿童的学习、心理和身体健康发展是有益的,可谓利大于弊。

  当然,肯定户外冒险性游戏的发展价值不是说任何风险对儿童都是有益的,而是说包含有适当风险因素的户外冒险性游戏对儿童的发展有积极影响作用。这就要求我们重新认识游戏中的风险因素,以及风险概念本身。在部分研究者眼里,风险只是个中性概念。例如,Little把风险定义为在结果上具有不确定性的情况。〔11〕

  也就是说,这些情况有可能是不好的,但也有可能是有好处的。一味想着风险可能带来的好处固然是过于乐观了,但只想着坏处而对风险避之不及也会把可能的好处一起拒之门外。

  尽管如上所述,发生在户外游戏中的严重伤害是极为少见的,但“风险厌恶”倾向仍然导致部分成人选择限制儿童在游戏中尝试冒险行为,当然也由此限制了儿童有可能通过冒险性游戏获得的社会性、情感、身体、认知和交流能力等的发展机会。这里提示我们,不同主体对户外冒险性游戏的看法是很关键的。

  在多数时候,儿童的游戏是在成人的监管之下进行的,这虽有利于保护儿童,使他们免受伤害,但也可能限制了儿童的发展。研究发现,教师对于安全问题的态度会明显影响儿童从事户外冒险性游戏的机会。〔12,13〕

  Sandseter对挪威两所早期教育机构的户外游戏场中的冒险性游戏进行的观察发现,游戏场地的质量会对儿童户外游戏的冒险程度产生一定影响,而教师对儿童活动的许可及容忍程度则是儿童能否顺利开展户外冒险性游戏的关键影响因素。〔14〕

  Tovey对伦敦南部四所早期教育机构的20名教师进行的访谈研究发现,教师们对于户外冒险性游戏的风险和好处的认识存在分歧,多数教师认为冒险性游戏的风险大于好处,但也有一些教师认为好处大于风险。〔15〕值得注意的是,许多教师在判断游戏风险时其实更多受他人,如管理者的影响。

  换言之,教师对户外冒险性游戏的风险和好处的看法,多大程度上是个人见解,多大程度上是受环境影响,需要进一步研究。Tovey的研究还显示,教师普遍对户外冒险性游戏中的风险因素感到焦虑,除了担心冒险性游戏可能会给儿童带来伤害外,还担心为儿童提供更具挑战性的游戏机会可能违反机构管理禁令。

  除了调查教师对户外冒险性游戏的态度外,Tovey还研究得出了支持户外冒险性游戏的教师的某些特征。Tovey指出,在这些教师看来,冒险是游戏有价值的组成部分,冒险和儿童的身体、社会情感学习相关;冒险性游戏是不可能没有风险的,但可以通过协商,帮助儿童学会以安全的方式开展游戏;家长不是批评或责难的来源,而是可以就安全和风险问题展开讨论的伙伴。

  对这些教师而言,支持性的团队,关于儿童游戏的知识,指导儿童游戏的能力,和家长讨论困难问题的意愿,提供充足的户外冒险性游戏时间、空间和机会,都是他们认识和处理户外游戏活动中冒险问题时应考虑的重要议题。

  在挪威,Sandseter对7位早期教育机构中的保教人员进行过半结构性访谈,以了解他们对儿童户外冒险性游戏的看法和实际处理方式。

  结果显示,挪威幼儿园的游戏环境中蕴含大量开展冒险性游戏的机会,保教人员普遍认可冒险性游戏,认为这对于儿童发展非常重要,因此,他们允许并鼓励儿童从事冒险性游戏。此外,他们在管理冒险性游戏时会根据情境和儿童个体差异而定,极少采用统一的规则。〔16〕

  Sandseter还使用问卷调查了更多挪威学前教育工作者(共116名,其中20%为男性)对户外冒险性游戏的看法,以及这些看法和他们的年龄、性别及个性的关系。结果表明,挪威的学前教育工作者总体上对于儿童在幼儿园里参与积极的冒险行为持容忍乃至欣赏的态度,不大担心安全问题。

  事实上,这样的“纵容”态度并未造成严重后果,发生在挪威学前教育机构中的严重伤害事件极为罕见。从性别角度看,相比女性学前教育工作者,男性学前教育工作者对儿童冒险性游戏持更为开放的态度,他们允许儿童参与更具冒险性和挑战性的游戏。〔17〕

  而在两项涉及挪威、瑞典、丹麦、意大利、美国、澳大利亚等国的跨文化比较研究中,研究者发现,美国、澳大利亚的学前教育工作者比其他国家的学前教育工作者更为担心游戏中的风险问题。〔18,19〕

  显然,在对待户外冒险性游戏的态度上,不同国家的学前教育工作者之间存在文化差异。

  尽管关于学前教育工作者如何看待户外冒险性游戏的研究数量较多,但如何转变学前教育工作者对于户外冒险性游戏的看法的研究还不多见。

  土耳其研究者Cevher-Kalburan以26名学前教育专业师范生为研究对象,通过一门为期六周的课程培训,试图改变他们对户外冒险性游戏的看法。研究者在课程开始前和结束时分别利用开放式问卷搜集相关数据并加以分析,结合师范生的反思笔记等研究资料,发现课程结束后师范生对户外冒险性游戏的认识有所提高。〔20〕

  除学前教育工作者外,对儿童参与户外冒险性游戏有重要影响的另一重要他人是家长。Cevher-Kalburan采用问卷调查法,对890名4~6岁儿童的家长对户外冒险性游戏的态度进行了调查,结果表明,家庭教养风格、性别、受教育程度以及家庭中子女的数量等,都会对家长对户外冒险性游戏的态度产生影响。〔21〕

  在家庭教养风格上,过度保护型家长对户外冒险性游戏持负面态度,自由放任型家长和民主型家长对户外冒险性游戏持正面态度,但民主型家长不倾向于为儿童参与户外冒险性游戏提供更多支持。

  从性别看,相对于父亲,母亲更加不支持儿童参与户外冒险性游戏。研究者认为,这很可能和母亲承受的社会压力有关。从子女人数看,多子女的家长比只有一个孩子的家长对户外冒险性游戏的看法更积极。

  随着对儿童权利与能力的日渐关注,在儿童研究中纳入儿童视角成为新的趋势。在研究户外冒险性游戏的问题时,儿童自身对户外冒险性游戏的看法和体验,也引起了研究者的兴趣。

  有研究发现,在成人对儿童的安全感到紧张万分时,儿童自己却常常故意去冒险,从中体验到一种害怕和愉快交织的感觉。Caillois将这种奇妙的冒险性游戏体验描述为“尝试暂时性地破坏知觉的稳定性,给予在其他方面清醒的头脑以一种撩人的恐慌”〔22〕

  这种体验和单纯的快乐、害怕不一样,处于快乐和恐惧、掌控与失控的交界处。Sandseter以来自两所学前教育机构的29名儿童为研究对象,对他们开展的户外冒险性游戏进行了视频观察研究,发现儿童会通过挑战更高的高度,用更快的速度,在危险的地方玩,用大胆的方法玩等方式,有目的地在游戏中寻求冒险,但同时,儿童也会自己评估游戏中潜在的奖赏和风险,当知觉到风险大于奖赏时,就会以退出或拒绝参与的方式回避或减少风险。〔23〕

  可见,在成人较为担忧的游戏风险问题上,儿童并非无知和被动的,而是具有一定的风险管理及决策能力的。

  结合当前我国幼儿园户外游戏活动开展的实践,参照已有研究结果,笔者认为,在我国幼儿园户外游戏活动组织与风险管理方面应注意如下几个问题。

  现有研究已证明,一定的风险是儿童游戏所需要的,且对儿童多方面的学习和发展有价值。让儿童有充分的时间、空间和机会参与一定的冒险游戏,有利于帮助儿童获得相应的学习和发展。

  如果一味排斥游戏中的风险因素,儿童将很难独自适应风险无处不在的现实生活。他们在面对实际风险时要么会因缺少应对经验而过于鲁莽,要么会退缩逃避。

  事实上,在户外冒险性游戏活动中,儿童会采用一些灵活、有创意的玩法。如果说未来社会需要的是勇于挑战、善于创新的人,那完全屏蔽游戏中的风险因素也意味着在放弃未来。

  健康的安全文化,核心在于把握适度冒险和保证安全之间的平衡。营造健康的安全文化,家长、教师和幼儿园管理者都责无旁贷,然而现实情况却不容乐观。

  家长、幼儿园管理者出于自身的立场和利害考虑,往往对于风险因素过度焦虑,迫使教师加强监控,试图尽力排除游戏环境中的风险因素。“在一种‘责备’文化中孤军奋战,显然会增加实践者的焦虑和脆弱感,导致儿童发展机会的受限。”〔24〕

  因此,在户外游戏活动组织与风险管理中,需要重塑教师、家长、幼儿园管理者之间的关系,视彼此为拥有共同目标的伙伴,通过对话、讨论、协商等方式,逐步形成一致的户外冒险性游戏价值观,形成“保持必要的安全,而非尽可能的安全”的健康的安全文化观,从而为教师合理管理游戏中的风险提供支持。

  从已有研究结果看,即便同属西方文化,不同国家的人对于户外冒险性游戏的看法也存在文化差异。

  因此,要想在我国更好地开展户外游戏活动组织与风险管理工作,必须基于本土实际,开展相关的基础性研究。一方面可综合运用管理学、生态学、心理学、教育学、文化学等学科理论,对户外游戏活动中的安全与风险问题展开深入研究,从而为户外游戏活动的组织与风险管理提供理论指导。

  另一方面则要立足幼儿园户外游戏活动现场,综合采用观察、访谈、视频分析等研究方法,对幼儿园户外冒险性游戏活动中的环境提供、儿童活动、教师态度和监管行为等展开深入研究,从中提炼出风险管理的适宜策略,从而为儿童提供适宜的户外冒险性游戏机会。

  〔1〕潘敏,刘宇.幼儿园户外游戏活动中的安全和风险问题辨析〔J〕.幼儿教育:教育科学,2017,717/718(1/2):41-45.